第二章 时代乞人
我是一个超生儿，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在当时的国情之下，我就属于“违禁品”。
早在我妈怀我的时候，就有人警告，必须要强制人流，因为标语中明确“打出来！堕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
没办法，我爸只能带着我妈东躲西藏，今天在这家亲戚吃早餐，明天去那边远房吃夜宵，有人怀疑立马动身，一天到晚都在赶路，我妈挺着大肚子，根本走不快，走一会，歇一会，喘一会，有时候累的不行，就用两只手“托”着肚子里的我，继续赶路，他们就像逃荒的难民一样，走过一条路、又走过一条路，到了一个屯子又到了一个村，翻了一座山再翻一座山…
休息的时候还不能坐下，只能扶着东西站着，双腿都在超负荷“工作”，有些屯子的人压根就不让进屯，知道大肚子赶路都是超生跑的，所谓；“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十几天的颠沛流离，食不果腹，“逃难”到一个远房姑姑家，趁着夜色躲进厢房，才结束了这段“流亡”之路，即使安顿下来之后，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活动，只能白天窝在家里，充当一个“不存在的人”，偶尔趁着夜色出来在院子里透透气。
我爸则去镇上，靠卖生豆芽来维持生计。
可即便如此的小心翼翼，还是被人举报，也许那时候肚子里人在别人眼里就不是一条生命，而是违法的“东西”。
好在远房姑父是当地的村会计，计生办来人抓捕我妈的时候，有人提前向他“通风报信”，得知消息后，姑父找了一个借口，从村上一路疾跑到家通知我妈。
这时的我妈快要临产了，预产期就在这几天，可此时情况十万火急。
还没等她开始收拾行李，就听见有人敲大门，大声呵斥开门，将大门砸的“咣咣”直响，这時她还穿着一个背心和宽松的大裤头，姑父紧忙上炕把后窗户推开，把她从小后窗户顺了出去。
我妈就这样光着脚从房后园子一米多高的土墙上翻了出去，翻的时候还不能像平常人一样，肚子在下的翻，只能背偎着墙，然后用腿瞪着往外翻。
土墙外就是一片苞米地，她顺着苞米地一个劲的往里跑，也不知道脚上被硌了多少下，脸上、脖子上和腿上被苞米叶子剌伤，但是前者的疼痛远没有腹中胎动那样难忍，跑啊，跑啊，只有肚中的腹痛，呼啸的风声，沙沙的玉米杆叶子声和自己的浓厚的呼吸声，终于她跑不动了，踉跄了几步停了下来，手扶着苞米杆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而她肚子里的我也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来到这个“没有人情”的世界了。
计生办的人各屋搜查之后没有发现孕妇，便把我姑父带回村上质问，我姑父说前几天是来过一个亲戚，但是前几天已经离开了。
因为没有抓到人，计生办的人也没有办法，只好不了了之，姑父处理完之后，又赶紧从合作社跑回家，而我姑此时已经悄悄的开始满世界的去找寻我妈。
我爸因下午天气阴云密布，豆芽没有卖完就提前回姑父家，刚到村里，碰到姑父才知道计生办来抓人了，听说我妈顺着苞米地往西跑了，撂下工具，就冲进了苞米地。
大家不敢高喊，只能低声呼叫，沿着地上带着斑驳红色的足迹，顺着被折断的玉米杆。天拉下黑暗的帷幕，开始飘起雨来，视线被雨水的雾气干扰，身上略感凉意，眼中只有那被雨水打湿的玉米叶子，还有那雨水打在玉米杆啪啪的声音，玉米林此时也显得特别的大，格外的压抑。
终于，他们找到了我妈，而我，也已经降临在了这个无情的世间。
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姑父便给我起名—任龙。
没人知道那时候母亲是如何在怀着我的情况下穿越那玉米地的，那种玉米叶子划在身上的那种刺痛，那种痒痛感，也没有人知道她是如何独自一人生下我的。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我爸妈抱着还在襁褓之中的我回到了村子，还没进家门，计生办的人已经恭候多时，无论那时的政策多么残酷，也不会对已经降临的生命处罚，剥夺他生存的权利。
但是，罚款是必须要缴纳的，1500块钱，三天之内必须如数上交，这是对我父母逃跑的惩罚，也是对他们“犯罪”的另一种处罚。
可是那时候的家里一下拿不出那么多的钱，东拼西凑也勉强拿出500块，计生办的人来之后，二话不说，像“土匪”一样的开始“打劫”。
…
“这个十元”
“这个也就一百块”
…
“这个也搬走”
“还有这个，虽不值钱也能顶点”
……
我爸妈结婚时做的梳妆台，立柜，我妈陪嫁时的皮箱、床单，我奶奶用的缝纫机全都“洗劫一空”，而这些也都没能抵完帐，最后，将仅剩的一头怀孕的老母猪也被又推又拉的赶走了。
当时真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屋子因为家具的搬空显得格外的空旷，格外的陌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那一幕幕往事早已是过眼云烟！生活依旧向前，人生永不止步！
冬天，室外零下四十多度，大西北风在白茫茫的、平坦的雪地上呼啸着、肆虐着，所到之处掀起一阵阵烟雪，凛冽的寒风，尽情的享受这属于自己的时光，无情的摧残着一切的异类，此刻的大地格外的温顺，不敢有丝毫忤逆的意图。
面对如此的境况，人们外出时必须要穿上大棉袄、大棉裤，男的带上大狗皮帽子或是狐狸皮帽子，女的则是扎上宽厚的围脖，再裹上头巾，只露出一张眼睛用来窥探外面的世界，即使这样的装扮，在外面一小会的功夫，睫毛上、帽子，围脖的周围就结起了一层白霜。
纵然环境如此恶劣，人们热闹的兴致却丝毫不减，看扭大秧歌、吃雪糕，吃糖葫芦的兴味依然很浓厚。
每个屯子里都会有一伙自己组织起来的秧歌队，每当冬闲的时候就会自发的组织起来，有打鼓的、有打镩的、有吹喇叭的、有扮演小丑的，有的年头他们还有旱船。
（旱船：像船型的轿子，用木条或是树峐做的框架，纸糊出船型，里面可以站个人，一般情况下是个漂亮的女的站在里面，手托着两边的沿行走，在里边可以控制旱船的方向，前面有个人牵着一条粉色的绸子随着鼓乐的节奏扭动扯拉着这只旱船，后面也会有一个老汉在旱船的尾部随着鼓乐节奏舞动或推、或扛、或拽或是嬉戏着旱船里的女人，或者有时候是小丑（猪八戒或是孙悟空））
一般在他们后面会跟着两排扭秧歌的队伍，一排男的、一排女的，男的都穿着像绸子一样的绿色服饰；女的穿的是粉色的衣服，腰里系着一条长长绸子，一只手拿着绸子腰带的一头，留出大截攥在手里甩动，另一只手则拿着用绸布做的彩色扇子。
随着鼓乐唢呐的节奏：“滴滴答、滴滴答、滴滴啦滴答，滴滴啦滴答，滴滴啦啦滴滴答，滴滴啦啦滴滴答”，摇头晃脑、扭腰甩腚、抖肩蹭步，迈着二溜子醉酒似的步伐。
这些秧歌人会活跃在各个村屯，每个村屯挨家挨户去“演出”，其实就是以拜早年或是拜年的借口和形式去“要钱”，无论走到谁家的门前或是院子里，就敲起鼓乐、吹起唢呐，一伙人扭个不停，“主人家”不给钱就不会离开，一直到这家人拿出钱或是给上几斤苞米他们才心满意足的离去，继续去下一家。
就这样他们一家接着一家乐此不疲，扭着、浪着、蹿着，后面总会跟着一大帮看热闹的人，放佛这就是这里冬天的“特产”。一到冬天，大大小小的秧歌队就会从四面八方冒出来，锣鼓声，唢呐声会充斥村屯的各个角落。
有的人家为了防他们就把大门锁起来站在看热闹的人群里。当秧歌队遇到这样的，他们的领头人就煽动鼓乐手，不停地、拼命的吹打，仿佛想凭借声音把他们“震出来”，这家主人躲多久，他们就敲多久。每当遇到这样的人家，人群里的小孩子们就会起哄，看热闹的大人们也会忍不住的哈哈大笑。
就在这起哄般的窘境中，有的人家会碍于情面，麻溜的站出来给上块八毛的打发了事，也有脸皮稍厚的，无论秧歌队怎么敲打，怎么吹打，人家就是不出来，甚至还会混在人群中跟着起哄，有些呢，则是远远的躲避，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听着秧歌队嘈杂的声音远去以后再回来。
久而久之，秧歌队成了这里人的一股烦恼，鄙夷不屑，却也不可奈何。
扭秧歌的人大多数由是寡妇、不正经的妇女、老光棍子以及歪毛淘气的小伙子组成的，那些正经人家是不会去扭秧歌的，因为人言可畏，怕被人议论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
这里地域宽广人员稀少，村屯之间相隔的都很远，有的村屯相隔几公里，有的甚至相隔十几里，村子的规模也不尽相同，大一点的村有几百户人家，小一点的屯也就几十户人家。
地理因素决定了这些秧歌队，只要走出自己的村屯，就会离家很远，晚上很难返回自己的村屯，需要扭到哪个村屯就吃住在哪个村屯，这也是他们扭秧歌人的一种乐趣，可以方便做一些他们心里想的男女勾当，这群人白天敲敲打打，到了夜晚，就会在扭秧歌的这个屯子找几间空房子，男男女女的全都挤在大炕上。整个冬天，他们都是在外边吃住、游荡。
团结屯，一个只有七十多户的小屯子，每年除了自己屯子里的秧歌队，还会迎来送往十几乃至几十伙秧歌队，到了晚上，如果有秧歌队走不了了，就会到杨电工家空房子里找宿。
杨电工家开了家小卖店，刚好可以解决供秧歌队的餐饮问题，况且平时杨电工家也会有两间房子空出来，给冬闲的一些“闲人们”推牌，打扑克，搓麻将，为了更好的招揽生意，杨电工就会把秧歌队招揽到他家去吃住，这里也理所当然的成了秧歌队的栖息大本营。
每年的这个时候，一些好玩的孩子和一些喜欢热闹的大人就会三五成群、两两相约到杨电工家凑热闹，看他们赌博，听他们谈论东家长、西家短、谁家的大姑娘要流产
“回家”一位站在人群外的妇女向里喝到。
紧接着我三步并作两步的走出了人群，而人群的目光也一直注视着我，当我们走远之后，人群的目光又转向了杨电工家，我知道他们是哪有热闹往哪凑，就跟我这几天一样。
“跟你叨叨几遍了，让你别跟他们一起瞎凑热闹，秧歌队都是什么人？你看那个隔壁屯的那个谁，孙老四，都几十岁人了，媳妇也没有，一天就跟秧歌队的几个寡妇钻在一起，还有那个李寡妇，看见谁都抛媚眼，还有那个......总之，你看里面有正经人家吗？”妇女说到“你在这看看这就算了，还敢要求跟着他们一起去，沾上赌博怎么办？一天天就不学好！跟你可操碎心了！”
类似于这样的情景，从我辍学之后，每年秧歌队开始表演的时候，就成了我和这位妇女之间的一种日常，当然，这位妇女便是我母亲。
我一直渴望远方，而秧歌队则会带着我去各个村里、屯中转转、看看，领略不同村屯的魅力，那天我跟父母提了这个想法，自己要去参加秧歌队，我还没说其他话呢，就被我父亲打断，母亲更是觉得我一天天净学些不着边际的东西。
我从内心觉得父母不理解我，或许这就是代沟吧！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
今年冬天的雪特别的少，俗话说：“瑞雪兆丰年”，或许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一个好的兆头，或许意味着又是一个忙碌的年份。
花开花谢春不管，拂意事休对人言；
水暖水寒鱼自知，会心处还期独赏！
我现在就是能开心一天是一天。
冬天的脚步就在这秧歌队走家串户中悄然离开，而春天也慢慢的逼近，自然中节气的转换总是那么的悄无声息。
勤劳的农民正在忙碌着耕种。春播玉米，在这片辽阔的黑土地，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地表弥漫着大地复苏的袅袅白烟，它是春天大地复苏的信号，也是使人心性迷离或少年迷乱的白色地表蒸气。
在这片黑土地的农民有句俗语：“春困，秋乏，夏打盹”。站在忙碌耕种的黑土地上，远远望去地面上冒出来的似蒸汽又像稀薄的白烟，飘荡着、随着空气热浮着、贴着地面，摇摇晃晃
我的精神疲倦和困顿早已经大于劳作的身体，也许这跟春天的复苏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我记得上学时老师说过，地球是圆的，以前在别人家电视上看到，那城市的繁华、霓虹的闪烁或车水马龙的热闹街道。
远方，我一直憧憬着，走出去看看，这是我一直的追求，去目睹那城市的繁华，体验那多姿多彩的世界……
现在，我脚下踩的是一块旱田，很典型的黑土地的旱田，今年老天爷不给面子，春天缺雨水，靠天吃饭的农民们不得不做水种地，有的赶着牛车、有的赶着马车，有的开着拖拉机往返于田地和水源之间。
他们是送水大军，车上拉着大水桶，回村，将水抽到桶里，然后又火急火燎的往地里赶，争取多给几垄田做水，一看到车子从路的那边缓缓赶来，地里等待的人们，便迅速的从地里站起来：有的拿着刨掀，在垄上刨坑；有的拎起施肥的篮子，把搅拌好的二胺、尿素，一把把的施进刨的坑里；有的挎起点播玉米种子的篮子，开始往坑里点籽，一个坑里点两粒或者三粒，这也是为了确保后期的存活率，因为缺苗会导致田地大减产。
在点籽之前，从水车上顺下来的水管子，顺进刨出或豁出的坑里，开始放水，无论是赶着牛车，马车，还是拖拉机，他们前进的速度正好是一个坑要满的时候移动到下一个坑的速度，那些跟在车后面培坑的，随着车把坑培上，也得注意，不能踩的太死，否则会给种子一个厚厚的壁垒。
常年的耕作使得农民们对刨坑很熟练，黑土地很长，往往一车水，只能耕种一条垄，有的甚至一条垄还种不到头，就这样一车又一车，一垄又一垄，在这片黑土地上进行着、重复着。
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农民们便会拖家带口，在地里开始抢耕，这一切必须要在在谷雨之前种完。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小满雀来全，谷雨中大田。特别是在这片黑土地，播种的时机至关重要，种早了不行，一旦种早了，种子就会冻死，发不了芽；种晚了也不行，不然到八月节就上冻下霜，谷雨节气前后是最合适的时机。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二十四节气包含着怎样的智慧。
这里的人都是靠天吃饭，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举全家之力，齐心协力的在垄上忙碌，争取在这个节气把这件事做完。
我现在是家里的主力，瘦弱的身体也不知道担不担得起这副重担。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现在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家里三十几亩地，—春种，—秋收，即使肩膀窄小也要肩挑家庭的这副重担，我不担当与阿谁？
我的父亲，一个典型的东北汉子，1米8的瘦高个，干练的短发中夹杂着白发，长时间带着草帽让人感觉草帽放佛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国字型脸上由于长时间的劳作，遭受风吹日晒，上面踩满了时间的“脚印”，脸色蜡黄可能是因为营养的缺失或者生活的重担，浓密的眉毛下有着深凹的眼眶，单眼皮，大眼睛的他，眼眸中透着些许的果敢，鼻子和他身体一样坚挺笔直，厚嘴唇上的嘴皮永远显得很干涸，就像这片缺水的黑土地，手掌也因为长时间和土地打交道而被腐蚀的又黑又糙，手指头则变得像萝卜一样，又干又皱，因为腿部的静脉曲张的缘故使得他不能从事体力重活。
我的母亲，一个瘦弱的1米6的女子，乌黑的长发也为了劳作而扎在头上，岁月在她的额头刻下了几道皱纹，长型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就是眉毛有点细，一笑起来在脸颊上会出现一个酒窝，身上用的确良制作的衣服虽然很破旧，但是十分的干净，**肌瘤的手术，让她变得不再那么精明能干，生活营养的匮乏和繁重的田间劳作，也使得她身体透支，就像她时常挂在口边的：“我现在就是一个行走的药罐子”；
幸运的是，我还有位姐姐，她遗传了母亲的长发与大眼睛，再配上那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好像星星一般会发亮，她的学**是名列前茅，对于这个家来说，姐姐不仅是家里的骄傲与希望，更是动力与信念；
最后说说我的奶奶，一位满头银发但刚毅的老太太，眼神没有因为年龄的原因变得毫无生机，反而变得更加明亮，也和母亲一样喜欢笑，如今80岁高龄的的她，喜欢坐在炕沿上，手里拿着两尺多长的大烟袋，旁边放着烟笸箩，笸箩里半边装的是完整的烟叶子，半边装的是用手搓好的细碎的烟叶子。
烟叶子呢，晒干之后，放在两只手之间，来回的搓动，闻着因破碎而散发的淡淡烟香味，看着被蹂躏的碎烟叶子，那是属于抽烟人的一种享受，左手抓着铁质上的烟杆，右手抓一小搓碎烟叶子，放入铜制的烟袋锅子中，用大拇指使劲压一压，然后拿出那装煤油的打火机。
打火机，一个长方体的小铁盒子，打开盖子，一边装着打火石和转轮，用大拇指转动转轮，与打火石产生摩擦，就会点燃另一边大部分浸泡在煤油中、小部分伸出来被固定的线捻子，当漏出来的线捻子变得有点短时，就需要用手拽一拽。
就用这不知道什么原理就燃烧的火，点燃那烟袋锅里被压成一团的碎烟叶子，然后嘴在烟嘴上深咂一口，让烟草的香味、辣味在口中萦绕，那一刻仿佛灵魂都在享受这种滋味，随后闭着眼睛慢慢的吐出烟雾，感受着烟雾从口中，从鼻中那种喷涌而出快感，也许旁边的人会觉得呛、辣，抽烟的人却乐此不疲，随着抽烟人反复享受几次，烟也就失去了精髓，变得索然无味了，那时便用右手拿着烟杆，将烟袋锅子对准炕沿，磕几下，磕出燃烧完的烟叶子，有时还需要借助其他工具来掏那些比较顽固的残渣，然后用嘴对着烟嘴吹气，让烟袋变得通畅。
我呢，性格比较内向，也许这种内向是出自于家里的贫穷，或者是身体上的重担压的我不语，再或者可能是由于家里济困贫穷而导致的一种自卑，浓密的黑发中夹杂着些许白色的碎屑，偶尔有几撮倔强的在风中尽情飞舞；青涩的长脸上沾满汗水清露的黑灰土，目光当中充满忧郁，迷茫和无助，眼眸中映射出心中那份想随风飘向远方的渴望。
光着膀子穿着有些破旧的棉袄，这件棉袄里面的棉花，仿佛在成长似的，争先恐后的呼吸棉袄外面的新鲜空气，在我蹲下或者劳作的时候，棉袄就好像怕冷一样，袖子蜷缩到了胳膊肘，只漏出与黑土地一般的胳膊，上面裂开的口子像渡过冬天，北风奖励给我的“印章”一样。手上戴着有些破烂的尼龙手套，有时会很调皮的与手指进行一场短暂的分离。
我靠意志勉强支撑着日复一日的农耕劳作，在搬抗重物以及重复性劳作的时候，两腮处和太阳穴都会绷起鼓鼓的青筋。
咬牙挺过去，无数次我都这样鼓励我自己。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脚上那沾满黑泥巴的黄胶鞋露出了大脚趾。得了裤已经辨别不出原来的颜色，我自己都已经不记得原来它是什么颜色了，黑色？灰色？里面没有穿任何的线裤和内裤，甚至我那时也不知道内裤是什么。
随着频繁、重复而又单调的劳作，扶犁、点种、铲地、间苗、割铲、趟拉、扬场簸簸，这些我早已经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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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我妈怀我的时候，就有人警告，必须要强制人流，因为标语中明确“打出来！堕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
没办法，我爸只能带着我妈东躲西藏，今天在这家亲戚吃早餐，明天去那边远房吃夜宵，有人怀疑立马动身，一天到晚都在赶路，我妈挺着大肚子，根本走不快，走一会，歇一会，喘一会，有时候累的不行，就用两只手“托”着肚子里的我，继续赶路，他们就像逃荒的难民一样，走过一条路、又走过一条路，到了一个屯子又到了一个村，翻了一座山再翻一座山…
休息的时候还不能坐下，只能扶着东西站着，双腿都在超负荷“工作”，有些屯子的人压根就不让进屯，知道大肚子赶路都是超生跑的，所谓；“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十几天的颠沛流离，食不果腹，“逃难”到一个远房姑姑家，趁着夜色躲进厢房，才结束了这段“流亡”之路，即使安顿下来之后，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活动，只能白天窝在家里，充当一个“不存在的人”，偶尔趁着夜色出来在院子里透透气。
我爸则去镇上，靠卖生豆芽来维持生计。
可即便如此的小心翼翼，还是被人举报，也许那时候肚子里人在别人眼里就不是一条生命，而是违法的“东西”。
好在远房姑父是当地的村会计，计生办来人抓捕我妈的时候，有人提前向他“通风报信”，得知消息后，姑父找了一个借口，从村上一路疾跑到家通知我妈。
这时的我妈快要临产了，预产期就在这几天，可此时情况十万火急。
还没等她开始收拾行李，就听见有人敲大门，大声呵斥开门，将大门砸的“咣咣”直响，这時她还穿着一个背心和宽松的大裤头，姑父紧忙上炕把后窗户推开，把她从小后窗户顺了出去。
我妈就这样光着脚从房后园子一米多高的土墙上翻了出去，翻的时候还不能像平常人一样，肚子在下的翻，只能背偎着墙，然后用腿瞪着往外翻。
土墙外就是一片苞米地，她顺着苞米地一个劲的往里跑，也不知道脚上被硌了多少下，脸上、脖子上和腿上被苞米叶子剌伤，但是前者的疼痛远没有腹中胎动那样难忍，跑啊，跑啊，只有肚中的腹痛，呼啸的风声，沙沙的玉米杆叶子声和自己的浓厚的呼吸声，终于她跑不动了，踉跄了几步停了下来，手扶着苞米杆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而她肚子里的我也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来到这个“没有人情”的世界了。
计生办的人各屋搜查之后没有发现孕妇，便把我姑父带回村上质问，我姑父说前几天是来过一个亲戚，但是前几天已经离开了。
因为没有抓到人，计生办的人也没有办法，只好不了了之，姑父处理完之后，又赶紧从合作社跑回家，而我姑此时已经悄悄的开始满世界的去找寻我妈。
我爸因下午天气阴云密布，豆芽没有卖完就提前回姑父家，刚到村里，碰到姑父才知道计生办来抓人了，听说我妈顺着苞米地往西跑了，撂下工具，就冲进了苞米地。
大家不敢高喊，只能低声呼叫，沿着地上带着斑驳红色的足迹，顺着被折断的玉米杆。天拉下黑暗的帷幕，开始飘起雨来，视线被雨水的雾气干扰，身上略感凉意，眼中只有那被雨水打湿的玉米叶子，还有那雨水打在玉米杆啪啪的声音，玉米林此时也显得特别的大，格外的压抑。
终于，他们找到了我妈，而我，也已经降临在了这个无情的世间。
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姑父便给我起名—任龙。
没人知道那时候母亲是如何在怀着我的情况下穿越那玉米地的，那种玉米叶子划在身上的那种刺痛，那种痒痛感，也没有人知道她是如何独自一人生下我的。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我爸妈抱着还在襁褓之中的我回到了村子，还没进家门，计生办的人已经恭候多时，无论那时的政策多么残酷，也不会对已经降临的生命处罚，剥夺他生存的权利。
但是，罚款是必须要缴纳的，1500块钱，三天之内必须如数上交，这是对我父母逃跑的惩罚，也是对他们“犯罪”的另一种处罚。
可是那时候的家里一下拿不出那么多的钱，东拼西凑也勉强拿出500块，计生办的人来之后，二话不说，像“土匪”一样的开始“打劫”。
…
“这个十元”
“这个也就一百块”
…
“这个也搬走”
“还有这个，虽不值钱也能顶点”
……
我爸妈结婚时做的梳妆台，立柜，我妈陪嫁时的皮箱、床单，我奶奶用的缝纫机全都“洗劫一空”，而这些也都没能抵完帐，最后，将仅剩的一头怀孕的老母猪也被又推又拉的赶走了。
当时真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屋子因为家具的搬空显得格外的空旷，格外的陌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那一幕幕往事早已是过眼云烟！生活依旧向前，人生永不止步！
冬天，室外零下四十多度，大西北风在白茫茫的、平坦的雪地上呼啸着、肆虐着，所到之处掀起一阵阵烟雪，凛冽的寒风，尽情的享受这属于自己的时光，无情的摧残着一切的异类，此刻的大地格外的温顺，不敢有丝毫忤逆的意图。
面对如此的境况，人们外出时必须要穿上大棉袄、大棉裤，男的带上大狗皮帽子或是狐狸皮帽子，女的则是扎上宽厚的围脖，再裹上头巾，只露出一张眼睛用来窥探外面的世界，即使这样的装扮，在外面一小会的功夫，睫毛上、帽子，围脖的周围就结起了一层白霜。
纵然环境如此恶劣，人们热闹的兴致却丝毫不减，看扭大秧歌、吃雪糕，吃糖葫芦的兴味依然很浓厚。
每个屯子里都会有一伙自己组织起来的秧歌队，每当冬闲的时候就会自发的组织起来，有打鼓的、有打镩的、有吹喇叭的、有扮演小丑的，有的年头他们还有旱船。
（旱船：像船型的轿子，用木条或是树峐做的框架，纸糊出船型，里面可以站个人，一般情况下是个漂亮的女的站在里面，手托着两边的沿行走，在里边可以控制旱船的方向，前面有个人牵着一条粉色的绸子随着鼓乐的节奏扭动扯拉着这只旱船，后面也会有一个老汉在旱船的尾部随着鼓乐节奏舞动或推、或扛、或拽或是嬉戏着旱船里的女人，或者有时候是小丑（猪八戒或是孙悟空））
一般在他们后面会跟着两排扭秧歌的队伍，一排男的、一排女的，男的都穿着像绸子一样的绿色服饰；女的穿的是粉色的衣服，腰里系着一条长长绸子，一只手拿着绸子腰带的一头，留出大截攥在手里甩动，另一只手则拿着用绸布做的彩色扇子。
随着鼓乐唢呐的节奏：“滴滴答、滴滴答、滴滴啦滴答，滴滴啦滴答，滴滴啦啦滴滴答，滴滴啦啦滴滴答”，摇头晃脑、扭腰甩腚、抖肩蹭步，迈着二溜子醉酒似的步伐。
这些秧歌人会活跃在各个村屯，每个村屯挨家挨户去“演出”，其实就是以拜早年或是拜年的借口和形式去“要钱”，无论走到谁家的门前或是院子里，就敲起鼓乐、吹起唢呐，一伙人扭个不停，“主人家”不给钱就不会离开，一直到这家人拿出钱或是给上几斤苞米他们才心满意足的离去，继续去下一家。
就这样他们一家接着一家乐此不疲，扭着、浪着、蹿着，后面总会跟着一大帮看热闹的人，放佛这就是这里冬天的“特产”。一到冬天，大大小小的秧歌队就会从四面八方冒出来，锣鼓声，唢呐声会充斥村屯的各个角落。
有的人家为了防他们就把大门锁起来站在看热闹的人群里。当秧歌队遇到这样的，他们的领头人就煽动鼓乐手，不停地、拼命的吹打，仿佛想凭借声音把他们“震出来”，这家主人躲多久，他们就敲多久。每当遇到这样的人家，人群里的小孩子们就会起哄，看热闹的大人们也会忍不住的哈哈大笑。
就在这起哄般的窘境中，有的人家会碍于情面，麻溜的站出来给上块八毛的打发了事，也有脸皮稍厚的，无论秧歌队怎么敲打，怎么吹打，人家就是不出来，甚至还会混在人群中跟着起哄，有些呢，则是远远的躲避，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听着秧歌队嘈杂的声音远去以后再回来。
久而久之，秧歌队成了这里人的一股烦恼，鄙夷不屑，却也不可奈何。
扭秧歌的人大多数由是寡妇、不正经的妇女、老光棍子以及歪毛淘气的小伙子组成的，那些正经人家是不会去扭秧歌的，因为人言可畏，怕被人议论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
这里地域宽广人员稀少，村屯之间相隔的都很远，有的村屯相隔几公里，有的甚至相隔十几里，村子的规模也不尽相同，大一点的村有几百户人家，小一点的屯也就几十户人家。
地理因素决定了这些秧歌队，只要走出自己的村屯，就会离家很远，晚上很难返回自己的村屯，需要扭到哪个村屯就吃住在哪个村屯，这也是他们扭秧歌人的一种乐趣，可以方便做一些他们心里想的男女勾当，这群人白天敲敲打打，到了夜晚，就会在扭秧歌的这个屯子找几间空房子，男男女女的全都挤在大炕上。整个冬天，他们都是在外边吃住、游荡。
团结屯，一个只有七十多户的小屯子，每年除了自己屯子里的秧歌队，还会迎来送往十几乃至几十伙秧歌队，到了晚上，如果有秧歌队走不了了，就会到杨电工家空房子里找宿。
杨电工家开了家小卖店，刚好可以解决供秧歌队的餐饮问题，况且平时杨电工家也会有两间房子空出来，给冬闲的一些“闲人们”推牌，打扑克，搓麻将，为了更好的招揽生意，杨电工就会把秧歌队招揽到他家去吃住，这里也理所当然的成了秧歌队的栖息大本营。
每年的这个时候，一些好玩的孩子和一些喜欢热闹的大人就会三五成群、两两相约到杨电工家凑热闹，看他们赌博，听他们谈论东家长、西家短、谁家的大姑娘要流产
“回家”一位站在人群外的妇女向里喝到。
紧接着我三步并作两步的走出了人群，而人群的目光也一直注视着我，当我们走远之后，人群的目光又转向了杨电工家，我知道他们是哪有热闹往哪凑，就跟我这几天一样。
“跟你叨叨几遍了，让你别跟他们一起瞎凑热闹，秧歌队都是什么人？你看那个隔壁屯的那个谁，孙老四，都几十岁人了，媳妇也没有，一天就跟秧歌队的几个寡妇钻在一起，还有那个李寡妇，看见谁都抛媚眼，还有那个......总之，你看里面有正经人家吗？”妇女说到“你在这看看这就算了，还敢要求跟着他们一起去，沾上赌博怎么办？一天天就不学好！跟你可操碎心了！”
类似于这样的情景，从我辍学之后，每年秧歌队开始表演的时候，就成了我和这位妇女之间的一种日常，当然，这位妇女便是我母亲。
我一直渴望远方，而秧歌队则会带着我去各个村里、屯中转转、看看，领略不同村屯的魅力，那天我跟父母提了这个想法，自己要去参加秧歌队，我还没说其他话呢，就被我父亲打断，母亲更是觉得我一天天净学些不着边际的东西。
我从内心觉得父母不理解我，或许这就是代沟吧！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
今年冬天的雪特别的少，俗话说：“瑞雪兆丰年”，或许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一个好的兆头，或许意味着又是一个忙碌的年份。
花开花谢春不管，拂意事休对人言；
水暖水寒鱼自知，会心处还期独赏！
我现在就是能开心一天是一天。
冬天的脚步就在这秧歌队走家串户中悄然离开，而春天也慢慢的逼近，自然中节气的转换总是那么的悄无声息。
勤劳的农民正在忙碌着耕种。春播玉米，在这片辽阔的黑土地，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地表弥漫着大地复苏的袅袅白烟，它是春天大地复苏的信号，也是使人心性迷离或少年迷乱的白色地表蒸气。
在这片黑土地的农民有句俗语：“春困，秋乏，夏打盹”。站在忙碌耕种的黑土地上，远远望去地面上冒出来的似蒸汽又像稀薄的白烟，飘荡着、随着空气热浮着、贴着地面，摇摇晃晃
我的精神疲倦和困顿早已经大于劳作的身体，也许这跟春天的复苏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我记得上学时老师说过，地球是圆的，以前在别人家电视上看到，那城市的繁华、霓虹的闪烁或车水马龙的热闹街道。
远方，我一直憧憬着，走出去看看，这是我一直的追求，去目睹那城市的繁华，体验那多姿多彩的世界……
现在，我脚下踩的是一块旱田，很典型的黑土地的旱田，今年老天爷不给面子，春天缺雨水，靠天吃饭的农民们不得不做水种地，有的赶着牛车、有的赶着马车，有的开着拖拉机往返于田地和水源之间。
他们是送水大军，车上拉着大水桶，回村，将水抽到桶里，然后又火急火燎的往地里赶，争取多给几垄田做水，一看到车子从路的那边缓缓赶来，地里等待的人们，便迅速的从地里站起来：有的拿着刨掀，在垄上刨坑；有的拎起施肥的篮子，把搅拌好的二胺、尿素，一把把的施进刨的坑里；有的挎起点播玉米种子的篮子，开始往坑里点籽，一个坑里点两粒或者三粒，这也是为了确保后期的存活率，因为缺苗会导致田地大减产。
在点籽之前，从水车上顺下来的水管子，顺进刨出或豁出的坑里，开始放水，无论是赶着牛车，马车，还是拖拉机，他们前进的速度正好是一个坑要满的时候移动到下一个坑的速度，那些跟在车后面培坑的，随着车把坑培上，也得注意，不能踩的太死，否则会给种子一个厚厚的壁垒。
常年的耕作使得农民们对刨坑很熟练，黑土地很长，往往一车水，只能耕种一条垄，有的甚至一条垄还种不到头，就这样一车又一车，一垄又一垄，在这片黑土地上进行着、重复着。
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农民们便会拖家带口，在地里开始抢耕，这一切必须要在在谷雨之前种完。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小满雀来全，谷雨中大田。特别是在这片黑土地，播种的时机至关重要，种早了不行，一旦种早了，种子就会冻死，发不了芽；种晚了也不行，不然到八月节就上冻下霜，谷雨节气前后是最合适的时机。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二十四节气包含着怎样的智慧。
这里的人都是靠天吃饭，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举全家之力，齐心协力的在垄上忙碌，争取在这个节气把这件事做完。
我现在是家里的主力，瘦弱的身体也不知道担不担得起这副重担。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现在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家里三十几亩地，—春种，—秋收，即使肩膀窄小也要肩挑家庭的这副重担，我不担当与阿谁？
我的父亲，一个典型的东北汉子，1米8的瘦高个，干练的短发中夹杂着白发，长时间带着草帽让人感觉草帽放佛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国字型脸上由于长时间的劳作，遭受风吹日晒，上面踩满了时间的“脚印”，脸色蜡黄可能是因为营养的缺失或者生活的重担，浓密的眉毛下有着深凹的眼眶，单眼皮，大眼睛的他，眼眸中透着些许的果敢，鼻子和他身体一样坚挺笔直，厚嘴唇上的嘴皮永远显得很干涸，就像这片缺水的黑土地，手掌也因为长时间和土地打交道而被腐蚀的又黑又糙，手指头则变得像萝卜一样，又干又皱，因为腿部的静脉曲张的缘故使得他不能从事体力重活。
我的母亲，一个瘦弱的1米6的女子，乌黑的长发也为了劳作而扎在头上，岁月在她的额头刻下了几道皱纹，长型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就是眉毛有点细，一笑起来在脸颊上会出现一个酒窝，身上用的确良制作的衣服虽然很破旧，但是十分的干净，**肌瘤的手术，让她变得不再那么精明能干，生活营养的匮乏和繁重的田间劳作，也使得她身体透支，就像她时常挂在口边的：“我现在就是一个行走的药罐子”；
幸运的是，我还有位姐姐，她遗传了母亲的长发与大眼睛，再配上那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好像星星一般会发亮，她的学**是名列前茅，对于这个家来说，姐姐不仅是家里的骄傲与希望，更是动力与信念；
最后说说我的奶奶，一位满头银发但刚毅的老太太，眼神没有因为年龄的原因变得毫无生机，反而变得更加明亮，也和母亲一样喜欢笑，如今80岁高龄的的她，喜欢坐在炕沿上，手里拿着两尺多长的大烟袋，旁边放着烟笸箩，笸箩里半边装的是完整的烟叶子，半边装的是用手搓好的细碎的烟叶子。
烟叶子呢，晒干之后，放在两只手之间，来回的搓动，闻着因破碎而散发的淡淡烟香味，看着被蹂躏的碎烟叶子，那是属于抽烟人的一种享受，左手抓着铁质上的烟杆，右手抓一小搓碎烟叶子，放入铜制的烟袋锅子中，用大拇指使劲压一压，然后拿出那装煤油的打火机。
打火机，一个长方体的小铁盒子，打开盖子，一边装着打火石和转轮，用大拇指转动转轮，与打火石产生摩擦，就会点燃另一边大部分浸泡在煤油中、小部分伸出来被固定的线捻子，当漏出来的线捻子变得有点短时，就需要用手拽一拽。
就用这不知道什么原理就燃烧的火，点燃那烟袋锅里被压成一团的碎烟叶子，然后嘴在烟嘴上深咂一口，让烟草的香味、辣味在口中萦绕，那一刻仿佛灵魂都在享受这种滋味，随后闭着眼睛慢慢的吐出烟雾，感受着烟雾从口中，从鼻中那种喷涌而出快感，也许旁边的人会觉得呛、辣，抽烟的人却乐此不疲，随着抽烟人反复享受几次，烟也就失去了精髓，变得索然无味了，那时便用右手拿着烟杆，将烟袋锅子对准炕沿，磕几下，磕出燃烧完的烟叶子，有时还需要借助其他工具来掏那些比较顽固的残渣，然后用嘴对着烟嘴吹气，让烟袋变得通畅。
我呢，性格比较内向，也许这种内向是出自于家里的贫穷，或者是身体上的重担压的我不语，再或者可能是由于家里济困贫穷而导致的一种自卑，浓密的黑发中夹杂着些许白色的碎屑，偶尔有几撮倔强的在风中尽情飞舞；青涩的长脸上沾满汗水清露的黑灰土，目光当中充满忧郁，迷茫和无助，眼眸中映射出心中那份想随风飘向远方的渴望。
光着膀子穿着有些破旧的棉袄，这件棉袄里面的棉花，仿佛在成长似的，争先恐后的呼吸棉袄外面的新鲜空气，在我蹲下或者劳作的时候，棉袄就好像怕冷一样，袖子蜷缩到了胳膊肘，只漏出与黑土地一般的胳膊，上面裂开的口子像渡过冬天，北风奖励给我的“印章”一样。手上戴着有些破烂的尼龙手套，有时会很调皮的与手指进行一场短暂的分离。
我靠意志勉强支撑着日复一日的农耕劳作，在搬抗重物以及重复性劳作的时候，两腮处和太阳穴都会绷起鼓鼓的青筋。
咬牙挺过去，无数次我都这样鼓励我自己。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脚上那沾满黑泥巴的黄胶鞋露出了大脚趾。得了裤已经辨别不出原来的颜色，我自己都已经不记得原来它是什么颜色了，黑色？灰色？里面没有穿任何的线裤和内裤，甚至我那时也不知道内裤是什么。
随着频繁、重复而又单调的劳作，扶犁、点种、铲地、间苗、割铲、趟拉、扬场簸簸，这些我早已经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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